解放战争中，刘伯承和邓小平搭档是二野“刘邓大军”的灵魂，这一著名搭档在政治、军事和部队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众所周知，二野是主要是由八路军129师发展而来，而129师的主体是红四方面军，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与这支部队有着很深的渊源，那么，如果解放战争中由徐向前担任二野统帅，会否取得不一样的战绩呢？
徐向前是我军历史上最杰出的战术大师之一，尤其擅长在兵力、装备劣势的情况下，通过精妙的战术组合（如“围点打援”、运动歼敌）取得辉煌胜利。
他在红军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的表现（如指挥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证明了其指挥大兵团作战和攻坚的卓越才能。
在徐向前的率领下，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发展到川陕的壮大，解放战争初期将山西地方部队整合成能打硬仗的华北野战军主力，都体现了这一点。
徐向前的作战风格以果断、坚决、敢于打硬仗、恶仗著称，有时为达成战役目的会下险棋。
与很多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的统帅相比，徐向前的性格更偏向于纯粹的军事家，对政治工作虽然重视，但并非其首要长项。
由此可以分析，假设徐向前统帅二野（及其前身部队）可能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第一、可能更早、更大地取得一些战术性胜利
挺进大别山时期（1947年）：如果是由徐向前指挥千里跃进大别山，以其精于在机动中寻找战机、善于在劣势中周旋的特点，可能会通过更多的小规模战术胜利，更有效地打击和调动国民党军，减轻部队的损失和非战斗减员。
但挺进大别山的根本战略目的是“牺牲局部，改变全局”，其困难主要是无后方作战的客观条件造成的，任何指挥员都难以完全避免严重消耗。
淮海战役时期（1948-49年）：这是最能体现差异的领域。
淮海战役中，中原野战军（二野）在包围黄维兵团后，面临的是火力强大的国民党军精锐。
历史上，中野为挺进大别山付出了重装备损失的代价，攻坚能力不足。如果这支部队一直由徐向前这样擅长以弱胜强、善于组织攻坚和打硬仗的统帅来建设和指挥，那么在中原战场出现时，其火力、攻坚能力和技战术水平可能会更强。
在围歼黄维兵团时，过程可能会更迅速、代价更小。徐帅可能会更早、更主动地寻求与华东野战军（三野）进行更大规模的战役配合。
第二、在部队建设和风格方面，或许会将二野打造成一支更具“硬核”战术素养的部队。
二野可能会更早地形成一套非常系统、高效的战术训练体系，尤其擅长步兵攻坚、野战和运动战。部队的战术执行力和韧性可能更加突出。部队的“气质”可能会更偏向于“专业硬朗的铁军”，与历史上二野那种“胸怀全局、坚韧不拔、善打巧仗”的风格有所不同。
第三、战略和政治方面，可能面临新的挑战。
解放战争不仅是军事战，更是政治战、全局战。刘邓组合中，邓小平作为卓越的政治委员，确保了部队绝对服从中央的全局战略（哪怕需要做出巨大牺牲，如挺进大别山）。
徐向前作为军事天才，在战略大局的绝对服从和执行上可能不会有问题，但在将军事行动与复杂的地方政权建设、群众动员、统一战线等政治工作无缝结合方面，可能不如刘邓组合那样浑然一体、得心应手。这在大别山和后来的大西南工作中尤为重要。
在需要高度协同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他与粟裕（三野实际指挥者）等将领的配合能否像刘陈邓那样形成“黄金组合”，不能确定，刘伯承在几大战役中体现出的宽厚和大局观，在协调方面是巨大优势。
因此，可以说，如果徐向前统帅二野，军事上，可能会更“锐利”，在具体的战役指挥和部队战术能力上，徐向前统帅的二野很可能表现得更具攻击性和战术创造性，在某些硬仗中可能打得更加精彩，代价更小。
战略和政治上，可能面临更大考验，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军事、政治、经济全方位的胜利。
二野承担的战略任务（如挺进大别山、解放大西南）都远远超出了纯军事范畴。刘邓组合的“军政双优”、“无条件服务全局”的特质，很可能是当时中央的最佳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
徐向前元帅作为顶尖的军事家，在全面统筹一个战略区的党政军工作时，可能不如刘邓那样全面和平衡。
综合而言，这个假设可能会让第二野战军的“战史”更增添一些传奇的战术胜利，但很可能无法复制或超越历史上刘邓大军为整个解放战争全局所做出的不可替代的战略贡献。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刘伯承的“军神”之智、邓小平的“政治之魂”与徐向前的“战术之剑”各有千秋，他们都在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上为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
解放战争中，徐向前带病指挥，在他的岗位上，已经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而将刘邓放在统筹中原/二野的岗位上，或许是历史选择的最佳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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